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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场舞弊案中重要人物周锡恩的诗文分析  

2013-11-28 10:04:48|  分类: 文史概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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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场舞弊案中重要人物周锡恩的诗文分析

石源河人(选自《罗田人民论坛》)

 

内容摘要:本文从周锡恩的诗文入手,分析其“仕”与“隐”的传统文人心态,从个案中了解晚清社会转型期士大夫的文化心态。

关键词 诗文 文化心理 政治生态 

周锡恩是晚清湖北名人,也是张之洞督鄂时选拔重用的人才。他不仅是张之洞大办洋务的支持者,更是张之洞新式教育观念的具体实践者。但是在晚晴社会政治史上,周锡恩能够为人所关注,不是他得风气之先的变法维新思想、他的教育革新实践,而是他卷入1893年浙江科场舞弊案,而舞弊行贿者的主角是鲁迅祖父周福清。这场引起光绪皇帝关注的科场舞弊大案,不仅改变了鲁迅家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鲁迅未来的人生道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几年以后,鲁迅进了南京水师学堂,他“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在这次变故中,鲁迅因为避难,有机会到农村,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有了充分的感性认识,并能够深刻地、准确地表现他们的苦难,也为他审视我们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提供了底层视角。

因浙江副主考官周锡恩与本人是同乡,我曾先后写过《浙江科场舞弊案中重要人物周锡恩》及《续篇》的论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分析浙江科场舞弊案对周锡恩人生的影响。论文引起日本信州大学鲁迅研究专家松冈俊裕的注意,为详细了解科场舞弊案周锡恩的人生,松冈先生2007年9月从日本直飞湖北武汉,转道罗田,拜谒了周锡恩古羊山故地,并从罗田地方史志中收集了与周锡恩有关的材料。有段时间,我们还彼此交流研究资料。

从那时开始,我也比较留心周锡恩研究动态,并着手收集周锡恩的遗著,以期能深入、系统地开展此项研究。新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1894年周锡恩自己编纂的《传鲁堂文集》第二集三卷和《传鲁堂骈体文集》三卷[②]。这些稀有古籍对研究周锡恩生平思想,很有价值。本文结合周锡恩自己的诗文著作,简要勾勒周锡恩的成名之路;分析周锡恩担任陕西、浙江副主考沿途所撰写的诗文,从而了解主考官的心理状态;探讨周锡恩在晚清变法维新和守旧思潮纠结中的内心世界以及所折射的社会思潮。 

(一)

地方史志中,有关周锡恩的传记,一般比较简略,只说他出生在湖北罗田的古羊山。其实周锡恩本人非常重视家族血脉迁延之历史。在《怀羊山赋》小序中,谈到自己祖上来古羊山的历史:高祖“自柳林河来迁,历曾祖若父,盖居此者五世,葬此者三世矣。余生焉,冠焉,授室焉,通籍焉,皆在山中”[③],从周锡恩的记述看,他在古羊山出生、长大成人,在这里完婚并完成了科举学业的全部准备工作,顺利考取进士。古羊山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关于周锡恩的出生年月,所有传记只提及他出生于1852年。但具体这一年的哪月哪日,语焉不详。新近见到的周锡恩《传鲁堂骈体文集》中,有一篇《告先大父墓文》,周锡恩特别提到自己的出生日期,该文是周锡恩光绪丙戌(1886年)腊月二十三日祭祀祖父的一篇祭文,这是周锡恩准备第二年开春携家眷去北京前在家乡所撰写。文中,周锡恩描述了自己在故乡罗田古羊山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受教育的情况,因此对研究周锡恩如何成为晚清名翰林非常有帮助。该文首句即说到自己出生月份,“光绪丙戌(1886年)冬十二月廿有三日,实为锡恩三十有五诞辰。先七日,季弟德忠病濒危,恍惚见先大人清涟公来救,病得愈,其事甚奇,锡恩感且泣为文,告诸公之墓。”由此可知,周锡恩应该诞生于1852年腊月23日。这个诞辰日,在王葆兴写的《清已故翰林周是园先生墓志铭》中也得到印证。除了介绍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周锡恩还谈到祖父对自己生活上的照顾,学习上的关心,文笔清新,感情真挚,祖父舔犊之情跃然纸上:“不肖初生,爱同玉尺,昼携出游,肩承我足,夜携同眠,足加公腹,辛勤保抱,一日三复,束发授书,文义粗疏,一字清通,喜笑掀须。”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周锡恩从小是在祖父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祖父疼爱这个孙子,在学业上督促鼓励孙子,恰恰是这种鼓励,使得周锡恩能够“优选贡乡,翰林窃职,课孙十年,公愿始毕” [④]。一个乡间穷苦出身的孩子,凭借自己的过人才华,只用十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从秀才到进士的科举考试历程,那时他年仅31岁,真可谓风华正茂,前途光明。 周锡恩有理由将自己取得的成绩告诉已经死去23年的祖父。因为他没有让祖父失望。

那么周锡恩是怎样崭露头角的呢?光绪丙子(1876年),周锡恩以优选贡生身份,参加朝考。所谓“优贡生”考试,就是“秀才”群体的优中选优的考试,“学政三年期满,取全省生员之品学兼优而考试成绩亦特佳者,大省取六人,中省以下四人,曰优贡,优贡考试,须由本省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发榜后,中式者依次递补,入京朝考,一等用知县,二等用教官。”[⑤]也就是说,24岁时,周锡恩因学业优异,在湖北优贡生选拔考试中获得第一,不仅取得了去北京参加考试的资格,而且取得了做地方官的资格,而更让他欣喜的是,在优拔贡生考试中,因为周锡恩功底扎实,才华过人,让总督张之洞刮目相看,从此视周锡恩为得意门生。光绪癸未(1883年)周锡恩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选充国史馆、功臣馆修纂。光绪丙戌(1886年)周锡恩34岁,已经在京城翰林院工作3年了。依据他向死去多年的祖父汇报,我们得以了解34岁时周锡恩的家庭情况:“父母俱存,弟妹嘻嘻,-----妻一妾一,子双女双,----买田百亩,养牛二匹,不旱不虫,粗足自给。南山种松,北山种栗,松多于旧,栗少于昔。”[⑥]因为读书成功,家庭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不仅置买了一百亩田地,而且娶有一妻一妾,并养育了4个孩子。古人云,三十而立,周锡恩凭借自己的聪颖勤奋,古代读书人所渴望的“洞庭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在而立之年都经历了。应该说,他是成功的。但是人生有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周锡恩在经历了少年得志之后,恶运一步一步地接近他,让他猝不及防,在经历了官场、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频遭厄运的过程,也在他的诗文中表现非常清晰。 

(二)

1887年春天,周锡恩携家眷回到北京,第二年(1888年,光绪戊子年)就充任陕西乡试副主考。这是他第一次以清廷官员的身份为朝廷选拔人才。激动、自豪自不用说,6月22日他接到朝廷的任命,这天刚好是他父亲的生日,所以接到圣旨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有“家庆国恩同日集,嘉宾齐献赤霞盘”之句。周锡恩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涿州、保定、定州等处,进入山西介休,从榆次到潼关,进入陕西首府长安,沿途虽车马劳顿,甚至在榆次城附近遇雨,河水暴涨,只能在一个破庙里容身。但整体来说,周锡恩心情是畅快的,他观赏了一路风景,并用诗词记录了沿途所见所思。诗中有对古代遗迹的吟唱,在相传罗敷故里的敷水驿站,周锡恩写道:“野水暮鳞鳞,荒原草似春,柔条无限碧,不见采桑人。”[⑦]发出了当年风景依旧在,不见昔时俏佳人之感叹。在路过山西猗氏县时,周锡恩对猗氏独特的自然风光,印象深刻,因此吟唱道:“猗氏佳山水,人烟四望稠,枣园深没马,榆隖密藏鸠,秋热严于伏。岩泉酽似油,长安知日近,一为息鸣驺。”[⑧]在旅途奔波之时,周想到离家日久,牵挂家人。也猜想家里人牵挂他,“定知小儿女,计程灯下说”。整体说来,周锡恩这次陕西之行遗存下来的诗文,特别出色的不多,大多只是行程中的一些随感已。但从中可以看出周锡恩作为一位科举考试胜利者、受惠者的心态。周高度肯定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中的重要作用。《秦中校士诗》就是一篇不错的记事长诗,作者夹叙夹议,开篇回溯了科举历史,在此背景上,详细描述了清朝开科选士的情况,“三年秋赋期,钜典光琬埏,考官莅行省,疆吏肃且虔。奔走千万僚,靡费亿万钱”。在每三年一次的大考期来临之时,朝廷精心谋划,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期为朝廷选拔有用之才。即便花费巨大,也是值得的。朝廷重视,参与此事的考生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三载守灯火,万里驰风烟,亲戚送道旁,父母具衣餐。”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波及面如此之广,学生、家长寄托着无限希望,作为主考官在选拔人才时,所承担的责任重大,遴选过程中,不能有丝毫闪失。周锡恩在描写完朝廷、考生对*****试重如生命的情形后,再写到自己作为考官面对考生试卷时精心审阅挑选的情态,爱才惜才之情跃然纸上: “宵灯闪昏花,握管犹未闲,-----忽然得佳卷,仰笑脱我冠,有时加红勒,下笔还迁延,长恐造次误,把卷行复看,滥收谅不能,轻至又可怜。云泥判顷刻,岂忍轻弃捐,”因为尽心尽力,劳累过度,周锡恩病倒了。同行的考官责怪他太过繁琐。关于这次生病,他这样叙述:“势尽心眼力,屡废餐与眠,神劳血狡作,疾发热火瘅。同官怜我病,咎我不惮烦,我岂不惮烦,力竭愿未殚。峨峨衡鉴堂,鬼瞷群神环,”即便累病了,周锡恩认为付出是值得的,因为“鲁莽一点墨。号痛三生冤。”[⑨]在另一首《灯下阅卷偶成》中,他进一步谈到自己阅卷过于审慎的原因:“苦心未要诸生识,为忆当年下第时。”周锡恩认真履职,可以看出是三个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抬头三尺有神灵,神灵在监督着他;他应该替皇帝负责,对考生负责;再就是从个人来说,公心选拔人才,乃是积善积德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上思答君父,下以贻子孙。”因此自己吃苦受累是分内应做之事。周锡恩担任陕西副主考这一年,因为选拔认真尽职,再加上陕西文风鼎盛,考中进士的人数比其他省份要多,为此他受到了朝廷的好评。但命运总喜欢捉弄人,恰恰在他尽心为朝廷选拔人才时,他的家里却遭受了大的变故,先是自己寄予希望的大儿子夭折,1889年跟着母亲也去世了。他带着破碎的心回到古羊山,为母亲丁忧在家。

周锡恩对《易经.》颇有研究,也比较迷信风水,在接连遭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之后,他想到搬离古羊山。光绪辛卯年(1891年)立秋前一天,他独自一人到石源河寻找新居之地址,经过几次挑选,看中我家对面的月形山,准备在此安家。为此他还写了一首《立秋前一日过石源河买山名月形将结庐于此》的诗,流露出返归山野,做一名农夫的心态:“一邱天不吝,卜地石源河,独客先秋到,残阳傍水多。云深山似月,溪近土宜禾。问舍求田耳,吾生讵有他?”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他的新居“是园”初具规模。但新家并未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甚至运气比先前变得更坏。

这从他担任浙江科举考试副主考官前后的诗歌可以看出端倪。

1893年6月12日,周锡恩再次奉旨担任浙江科场考试副主考。接到圣旨的第二天 (光绪19年6月13日),周锡恩拜访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这天周锡恩行踪的记载: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联系到1892年,周锡恩执掌黄州经古书院,和张之洞之间频繁的诗词唱和,可以看出尽管周锡恩思想新潮,经常遭人讥谤,但他依然非常活跃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奔走在畅言变法的达官显宦之间。不过,周锡恩担任浙江副主考的心态和上次去陕西大不相同。在长诗《出都》中,他一方面对自己“梦为天下称,量才周八区,妄自矜两眼,谓能照贤愚”充满了自信,另一方面对家庭接连不断的厄运,“行事百不如”感到担忧,他甚至认为“小人积累薄,福过灾有余”。行前家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哀骀病妇颜,惨澹不可图。我女咳且瘧,洒涕沾我裾,”即将远行以副主考身份去浙江,让他禁不住想起在陕西当副主考时家庭的变故:“曩年适关中,长子惨折殂”,在传宗接代思想浓郁的晚清,寄予希望的大儿子死亡,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而今呢,家里妻子病入膏肓,他喜爱的大女儿佩秋也为可怕的传染病肺结核所困,要知道,在19世纪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几乎是不治之症。只有还不懂事的小儿子,看到门前来的新马车,“牵衣升父舆,”觉得非常新鲜好玩,面对此情景,“奉命适于越,惭惶以踟蹰,”“出门复入门,商量心口俱。”“恋此骨肉亲,临岐渺愁余”。不过,作为朝廷命官,在国事和家事之间,他以国事为重,“苦吟复假寐,明发当驰驱”[⑩]。

周锡恩这次去浙江路途迢迢,他出河北,入山东,到江苏,再进入浙江,与几年前到陕西当副主考一样,也是一路风景,一路歌吟。但因家有病妻,长女佩秋染病,使他人在旅途,心挂家中。在景州路上,无意中看到一个孝女殉父的纪念塔,想到自己的女儿,身染肺病,悲伤不能自制,便给爱女写了一首长诗,“感触念吾女,咳血卧床褥,弃女即长途,柔肠入转毂,不慈中自愧,重官轻骨肉。”[11]他为女儿最需要自己照顾的时候远行而自责。说也奇怪,因为牵挂家里的事情,这次赴浙江路上,怪梦不断,在宝应县,晚上天气热得不能休息,到天亮时,才勉强入睡,结果梦见死去一年多的母亲,“嘎然牵母裙,起视不知处”,周锡恩感叹自己和母亲之间,聚少离多。家里条件差的时候,自己为前途打拼,而今条件好了,母亲却死去。所谓“贫贱多别离,富贵亲不预”,“从悟旌节儿,不如蓑笠孺”[12],因为一般人家即便日子贫穷无告,儿女能在父母身边尽孝道。可是他表面光鲜的后面,是骨肉分离的伤痛。后来,在高邮红花埠驿馆,他梦到前不久已经病逝的女儿佩秋,凄惨阴郁的夜晚,他悲伤地写道:“汝病才两月,何邃变劳瘅。自闻女噩耗,线泪不成颗,”他甚至希望女儿已经死亡的消息是假的。“谓父儿已愈,前宵嫁吴舸,传死实未死,父信一何果。”他渴望用自己的生命挽回女儿生命,“暂生汝或能,长死余亦可。”但女儿的死信是真的,当周锡恩知道梦境虚幻,梦醒之时,“尖风啸幽窗,披衣涕长堕。”[13]周的大女儿佩秋,自小受父亲影响,在诗词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并且已经定下了浙江一门亲事。对方也是高官家庭,可惜佩秋身体不好,在出嫁之前染肺病死亡,死前留下绝命词。为纪念女儿,周锡恩将女儿写的诗歌编辑成《佩秋遗稿》,放在自己的诗集后,还请湖北天门进士周树谟为其作序。那时候周锡恩刚从古羊山搬到石源河新居,新盖房屋花费很大,所以女儿绝命词中说,“儒门堂构费支持,忧国谋家鬓渐丝。大母西归痴女去,阿爷辛苦更谁知。”女儿对父亲一生辛苦操劳,非常体贴理解。 

家庭的变故,加上考前鲁迅祖父的行贿舞弊事件暴露,周锡恩的心情糟糕是可想而知的。科场舞弊案发,在回京的路途,他心情纷乱,写了三首怀人诗。这是心情脆弱之时,寻求朋友的精神慰藉。三首诗都写得比较隐晦。“谈经我愧称昆弟,临事君堪讬死生”,在写给刑部一位好友时,他这样说。 

(三)

作为晚清名士,周锡恩得风气之先,在执掌黄州经古书院时,关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历史文化,努力培养社会转型期需要的人才。他大胆革新课程,要求学生做的时务论文 题目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等[14],完全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格局,这些论题,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比较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由此可知当年书院学生学习内容的广博。周锡恩还将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引入课堂,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改变世风污浊,国事日非现实,需要睁眼看世界。但是同那个时代渴望变革的其他士大夫一样,周锡恩不可能摆脱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蜕变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新知识分子,他对于西方新学的了解并不深入,只是朦胧意识到中国必须变法维新。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生活的时代,“国步艰虞,时事险巘”,只有变革才能实现富国强兵,自己应该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发现保守势力强大,人们习惯了因循守旧,对稍微有点触动传统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大加讥讽。即便是一些温和渐进式的改革,也会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从1883年进入翰林院到1894年回故乡,在他的诗文中,经常能读到“薄有时名,谤亦随之”句子,足见政治生态的恶劣。面对险恶的仕途,在《告先大父墓文》中,他以和祖父商量的方式,谈到自己的人生矛盾,恳求祖父给予指导,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未来流露出强烈的迷茫感。他反思自己,“本性偏躁,业过集諐。薄负时名,谤亦集焉。随则为庸,激又为偏”,因为性情急躁,学业不扎实,尽管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但是一些攻击性诽谤谣言也随之而来,如果自己选择随波逐流,那就会平庸地度过自己的人生,而追随世界发展潮流,鼓吹变法维新,则被人指责偏激。在这种环境里,他常常徘徊在“仕”与“隐”两种矛盾的心态中:“素尚经世,又嗜文章,两主不容,歧路难行,-----入世为儒,出世为禅,公其谕之,何适为安?”是朝着仕途方向发展,还是潜心学术?在国事日非之时,周锡恩和大多数同时代读书人一样,渴望为国尽力,但处处为目光短视的利益集团所阻隔,想同流合污么?无法做到,所以周锡恩的心态在那个时代是颇有代表性的。“我本麋鹿性,始愿在丘壑,饥走二十年,风沙道途恶。”“我本识字农,非分做官府,十年金马门,报国劣无补,-------亦思学媚世,难熟徒自苦。忧时发危言,絮等秋蝉语”面对别人的指责,他告诫自己 “美恶本无常,多随人意造”,为国效力心地坦然。这种啸傲山林与奔波庙堂的选择其实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只不过,因为生在楚文化氛围浓郁的黄冈,周锡恩在精神血缘上和屈原、陶渊明更直接一些而已。

在出入官场2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历了种种人生困境时,周锡恩带着一颗漂浮不定的心游走在北京、武昌和故乡罗田之间,用诗词歌赋记录了自己的矛盾心态,众多的诗歌主题中,对故乡的眷恋成了他歌吟的主线,无论人生得意还是失意,故乡的山川草木、风土人物都成了托物言志的对象,表达他对社会认识、人生的感悟,化解心中块垒。

周锡恩对自己的出生地古羊山充满了感情,《传鲁堂骈体文》第一篇就是《怀羊山赋》,他简要介绍了古羊山地理位置,地名的来历:“县西四十里,平湖镇镇北十里,古羊山周子所居也。山旧不著图经,或谓古即牧转音,土人亦书作鼓。相传明季居民建寨于山,被寇围,饥困不能厳,更悬芻于鼓,诱羊食而击之。贼退,遂得名。”而写这篇赋的缘由是,“光绪丙戌(1886)始挈眷官京师,深阅世故,回忆童景,乡情邈难再遘”,很显然周锡恩通过读书取得功名,实现了一般读书人的人生理想后,并未在京城复杂喧嚣的生活中,感受到成功的快乐,表面光鲜和喧哗如过眼烟云,落寞沉寂之时,他怀想自然朴实清新的乡村生活。在他笔下罗田农村的生活是那么简单朴素而富有诗意:“订婚媾于邻乡,连鸡惊于虚陌,阶南向以延阳,户东开而请月,饲蚕之桑百株,藏蠹之桃三尺,猪肉尽而网鱼,稻米空而打麦,媚犬牵其主衣,驯猫绕夫妇鞋,里儒拳足而下拜,村农盘辫而来谒,从礼乐于先进,忘技求于时哲。”但是,离开故乡走出古羊山,进入政治中心北京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纷一岁之百梦,每九十之归休。”这种现实生活,让他有一种强烈的对比,“昔食贫而自乐,今窃禄而多虞”一边是清新、美丽的大自然,质朴的乡亲,一边是京城浮华、烦恼不断的生活。两相比较,他慨然有隐居之念。“酌芬芳兮要之,采红蓝以作佩,指青松以为期,”[15]但是,和那些与当权者不合作的先贤不同,周锡恩依然怀着强烈的进取心,自己能否一个人独自隐居山野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告先大父墓文》中,周向祖父袒露了自己困惑。在经历了三年北京的生活后,他发现,作为一个读书人,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仕也覆束,隐也唬饥。公其教之,进退奚宜,”当官处处受到掣肘,人精神极端不自由,但是归隐田园呢,一个读书为业的人,可能要饿肚子的。周锡恩是朴实地,他丝毫没有掩盖隐退田园可能面对的困窘。所以,在《怀羊山赋》结尾,他不禁自问,“松落落兮谁伍,蓝幽幽兮自婷,山中人兮胡不归?羊之山兮久延伫。”将徘徊于庙堂和归隐山野的矛盾心态揭示了出来。

《怀羊山赋》写于1886年回故乡前的北京,其时他准备回故乡带家眷去京城。身在庙堂,而心怀乡野。等回到故乡,周锡恩又产生了另外的感受,丁亥年(1887年)写的《古羊山》一诗中,他摆脱了京城生活不如意的消极情绪,以故乡的山水入笔,鼓励自己奋发有为。短诗中,他不仅写出古羊山险峻挺拔的气势:“壑石悬青额,崖茅张紫鬓”,面对“揖户万千山,雄奇独此兼”的故乡山水,他感叹“地灵人自拙,何以释吾惭”,有幸得如此秀美的山水哺育,却没有像这大山一样挺拔坚强,也未做出与这雄奇的山水相配的成绩,他为此感到惭愧。显然重新回到故乡的怀抱,故乡的山水和人民又给予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热爱故乡,怀念故乡,是周锡恩时常写到的主题,在去浙江科场副主考的路上,路过江苏淮安,当时驿馆提供的是煤碳煮的饭菜,他不禁深情地回忆起故乡特色的农家饭,“故乡以松为薪,煮饭,味胜煤炭”,因而有“吾州风物本清嘉,不为莼鲈亦忆家,最爱松柴烧米饭,况兼谿水煮山茶”的诗句,但是故乡再好,并不意味着他想做一个乡间隐者,“衹愧国恩毫未报,拂衣未忍返烟霞。”在故乡生活和朝廷要事之间,他选择了朝廷,江苏当时有一个桃源县,赴浙江路途,周锡恩路过该县,他似乎借县名在嘲笑自己,也在嘲笑所有渴望隐居的人, “渊明已被渔翁误,更把桃源误后生”,表明他清醒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隐居是虚幻而不实际的。

但是,在经历了科场舞弊案后,不管周锡恩对政治态度如何,他的活动空间已经非常小了。1894年,慈禧大寿,为营造喜庆之气,封赏提拔了一大批官员,而周锡恩却因为浙江科场之事未了,而被冷落一旁,他只能感叹“轩翥睕鸾遍台阁,只余孤鹤守萧闲”。从此,不管他是否愿意,只能远离政治中心,开始了自己隐居田园的生活了。他在石源河种桑近万株,以为终老之计,对于悄然流逝的岁月,面对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已经昭然若揭,周锡恩只能发一些怀才不遇的感叹了。“所学贵及民,京曹半无益,嗟余厕其间,十载够纸笔,了无涓埃报,虚盗太仓粒,海疆祸日蹙,文字不却敌,平生无穷心,到此空默默。”[16]周锡恩发现,当国家不安定时,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是无法置身其外的。和人民在一起,才是正路,可惜的是,虚掷光阴,无所作为,人生到此一场空啊。
 

[①]《呐喊》 人民文学出版 1973年版 第一页

[②]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为周锡恩自己汇编的《传鲁堂文集》第二卷和《传鲁堂骈体文》。《传鲁堂文集》扉页为翁同龢题词,《传鲁堂骈体文》前有张之洞作序,对周锡恩称赞有加。两书均有“光绪甲午栞于京师”字样。是为周锡恩作品集的最早版本。本文引用的诗歌,为罗田凤山诗社翻印注释的《传鲁堂文集》(内部刊印)。

[③]《传鲁堂骈体文》第一卷 第1页。

[④]《传鲁堂骈体文》第一卷 第7页

[⑤]《世载堂杂忆》 刘禺生著 中华书局 1960年 12月 第9页 

[⑥]《传鲁堂骈体文》第一卷 第7页

[⑦]《传鲁堂集》 第17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⑧]《传鲁堂集》 第17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⑨]《传鲁堂集》 第19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⑩]《传鲁堂集》 第61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11]《传鲁堂集》 第64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12]《传鲁堂集》 第73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13]《传鲁堂集》 第81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14]《世载堂杂忆》 刘禺生著 中华书局 1960年 12月 第51页 

[15]《传鲁堂骈体文》第一卷 第7页

[16]《传鲁堂集》 第91页 罗田诗词学会,凤山诗社 刊印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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